关锋晚年住在北京沙滩北街的家属大院里，日子规律得像钟表。 早上八点起床，去附近公园练气功，回来就看书，看庄子、看老子。闲了看看电视，出门遛弯，戴个老干部帽子，穿中山装，就在家附近转转，不走远。 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三餐简单。这样一个走在街上毫不起眼的老头，谁也想不到，他年轻时站到过全国舆论的高处，中间还在高墙里待了十四年。 他是山东庆云县人，本名周玉峰，也用过周秀山这个名字。 战争年代，他 20 岁那年给自己取了个化名，关锋，这一叫就叫了一辈子。 他起步早，19 岁就当上了山东乐陵县的县委书记，那是 1938 年。年纪轻轻扛那样的担子，靠的是一支笔。跟同时代的王力、戚本禹比起来，他的文风更活泛，写的东西通俗好懂，读着不费劲，还带着分量。 1956 年，他凭这手文才调到北京，进了研究室。那地方藏龙卧虎，能在这样的人堆里站住脚，一是真有本事，二是入了行家的眼。 陈伯达很赏识他。 1958 年 6 月 1 日《红旗》杂志创刊，关锋被招了进去当编委。 那本杂志在那个年代的分量，不用多说。他就这么握着笔，一步步走到了全国舆论的高处。可风光的日子并不长，前后也就七年光景。六十年代初他正当活跃，转眼之间，人生的走向就变了。 1967 年 8 月，他和王力一起，被要求请假检讨，说白了就是隔离了。 两个人先被送到二号楼，后来转到西山的别墅，一人一栋，软禁着。 房子还是好房子，吃穿照旧，可跟外头彻底断了联系。 一个人关在安静的房子里，心里反而比谁都明白，自己那条路，走到头了。 到 1968 年 1 月，他正式进了监狱，这一待，就是十四年。十四年是个什么概念，对一个正当盛年的人来说，这几乎是一整个阶段的青春。 等 1982 年走出高墙，他已经 62 岁，头发白了，人也沉默了许多。刚出来那阵子，他神情呆滞，没什么神采，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慢慢缓过来。 组织上每月给他发生活费，一开始 150 元，后来涨到 500 元，放到八十年代末，这是妥妥的高收入了。 住房、收入、医疗这些，都由《求是》杂志社负责。 那本《红旗》杂志，1988 年 6 月底停刊，同年 7 月 1 日改出《求是》。当年他在《红旗》当编委，杂志换了名，他也出了高墙，两条线，像是一起绕了个弯。 他本来想回山东德州养老，组织上连房子都在那边盖好了，一栋二层小楼。可临了因为身体原因没去成，一直留在北京。到了九十年代，每月加上稿费能有四千上下，搁那个年代，日子过得相当体面。 可真正让人佩服的，不是待遇，是心态。刚出狱的头几年，几乎没人上门，他也自在，不觉得冷清。 白天看书，晚上写作，看得最多的是中国哲学史和古代史。一个人在经历那么大的起伏之后，还能静得下心来读书，这份定力，我自问做不到。 日子久了，才有老同事来串门。 来得最勤的是阎长贵，他曾是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，把关锋当理论路上的引路人，一辈子叫他老师。 两个人见面，聊的也多是哲学，偶尔说起从前。可关锋对这些，看得比谁都淡，一转身，又回到书桌前去了。 叶永烈后来去他家访问，进门印象最深的是，书实在太多了。卧室里、书房里，到处堆着书。书桌上常年摊着手写的文稿，字迹工工整整，一点不潦草。一个人老了还能这样写字，那不是习惯，是命里带着的东西。 从 1982 年出狱，到 2005 年去世，这 23 年，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学问、写作。晚年他常用笔名古棣，出了不少书，光研究老子的著作就有三部。 算下来，23 年攒下差不多四百万字的学术成果。 四百万字，几乎天天在写，这不是勤奋两个字能概括的，是拿命在喂那支笔。 2005 年 6 月 7 日，关锋走了，享年 86 岁。 我常想，一个人身上最能扛事的，往往不是地位，不是名声，是他真正热爱的那件事。 关锋爱写字，这个念头从年轻跟到年老，一天都没放下过。所以不管他站得多高，跌得多重，只要还能写字，他就还是他自己。 那间堆满书的屋子，书桌上工整的文稿，就是他这一生最扎实的落脚点。别的都是过眼云烟，唯独那支笔，陪他走到了最后。 特别